第一次读加缪的《鼠疫》，是在八十年代初。我是抱着了解当时在中国内地声名大噪的“存在主义”和它的代表作家的动机，拿起这本小册子的。在越过了最初的有些笨拙、有些沉闷的感觉之后，就难以释手了；而诸如什么“主义”之类，也都被置之脑后。在那个天气阴晦的休息日，我为它流下了眼泪，并在十多年中，不止一次想到过它。后来，我想弄明白它为什么能打动我，我所能想到的可能是这两个方面。一是书中表达了这样的基本信念：“人的身上，值得赞赏的东西总是多于应该蔑视的东西”。这个念头虽说现在已经有些“落伍”，但仍为我所相信。另一点可能是，关于人的感情，以及对它的表达的看法。这部书的结尾，在写到里厄医生和他的母亲守护塔鲁的尸体时，有这样一段话：“里厄知道他母亲这时候在想什么，他知道她在疼他，但他也知道爱一个人并不是件了不起的事，或者至少可以说，爱是永远无法确切表达出来的。”在不把爱、情感看得过分重要而无节制地渲染上，在不试图“确切”表达爱的性质、状态上，我对这位作家怀有特殊的尊敬之情。对于那种朴素、“客观”的表达方式，我的感动不限于文体风格的层面。这里体现了对人的生活和心灵世界的一种尊重。
当然，小说引起我的兴趣的，还和当时文学创作的情况有关。那时，被称作“伤痕”、“反思”文学的作品风靡全国，它们都是讲述关于“文革”的故事的。我看到《鼠疫》与它们之间的那种“类同性”：它们都是对于历史重大事件或“灾变”的叙事（在那时，“文革”在我们的心中，也是类乎鼠疫的灾变）；同时，这种叙述，又都是事件的亲历者（“见证者”）所作出的，因而是关于事件的“证言”。还有一点必须指出，中国当时讲述“文革”的作家，大都有着和加缪相似的精神态度，这就是他们都觉得负有责任，来反思历史事变的因由，检讨个人在其间的责任。这种“历史承担”的自觉意识，是真诚而令人感动的。
但是，也看到许多重要的不同。在那几年里的作品中，我读到不少对于苦难和伤痕的撕心揭发和控诉，也读到不少有关与邪恶力量斗争的英雄的记述。在一些作品中，人们被清楚地区分为正反两个阵营；在另一些作品中，所捍卫的某些抽象观念，是作家用来规范人的生活的法则。而“文革”又往往被处理为“历史”行程中偶然的、暂时逸出正常轨道的事件：用来寓意这一理解的，是日蚀（或月蚀）的意象。那时，“悲观”（更不要说“悲观主义”了）是个很严重的贬义词。北岛就因为《一切》那首诗，被有的批评家指斥为“绝望主义者的嚎叫”。我当时产生一种模糊的想法，如果上面的那种“历史叙述”有它的道理的话，那么，也应允许有其它的叙述，即使后者作为“补充”也罢。因为作为一个普通人，我们在“文革”中的日常生活，我们的痛苦和希望，似乎有着别一种的形态。
正是出于这种期待，在我读到《鼠疫》时，觉得它倒是离我更为靠近。在通常的想像中，发生鼠疫这样的灾难，应是充满着“戏剧性”的，可以铺排出曲折离奇、凄婉动人的故事（这在有关“文革”的故事中经常读到）。然而没有，这部小说只有日常生活细节的记述。它明白告诉我们，“笔者深感遗憾没有什么真正引人注目的事可报道，如某个鼓舞人心的英雄人物或某个惊天动地的壮举”，“这是因为没有比一场灾难更缺乏戏剧性的东西了”。其实，《鼠疫》写到的并非都“非常单调”。在肆虐的瘟疫面前，里厄医生全身心投入这场斗争；他的朋友塔鲁发起组织志愿防疫组织；本来外出的老医生卡斯特尔的妻子，在封城以后又回到城里与亲人共患难，表明“人的感情胜过了对惨死的恐惧”；来自巴黎的记者朗贝尔，最终放弃潜逃出这个被封锁的城市的机会，决心与时刻受死亡永不停止的践踏的居民一起抗争……这种自我牺牲，这种置死亡于不顾的勇敢，都不是不可以处理为惊天动地的英雄壮举的。但叙述者坚持认为，他们的选择，是“理所当然”的。叙述者无意对这一切加以夸大的原因，在于“如果对高尚的行为过于夸张，最后会变成对罪恶的间接而有力的歌颂，因为这样做会使人设想，高尚的行为之所以可贵，只是因为它们是罕见的，而恶毒和冷漠却是人们行动中常见得多的动力。”
除了这个理由之外，我想，这部小说对英雄行为和高尚品格所作的“低调处理”，更重要的恐怕是来自作家对于人的力量的限度的体验。在这样的灾变面前无能为力的感觉，是小说自始至终都在强调的。鼠疫给奥兰市民带来的“流放之感”，正是这种孤立无助的感觉的体现（这种感觉，在“文革”中，我想许多人都曾感受到）。关于这一点，小说的主要人物（同时也是叙述者）里厄医生，有着比别的人更深刻的体会。他每天都亲眼见到死亡的不可抗拒。他认为，鼠疫对于他来说，就是意味着一连串的没完没了的失败。在作品写到的许多死亡中，笔墨用得最多的是预审推事的小儿子，再一个是里厄的朋友塔鲁。一个纯洁无辜的孩子长时间受着痛苦的折磨，这不能不让人愤慨———但是，这种愤慨正好反衬了我们的无可奈何。而塔鲁，在鼠疫即将结束、城门就要打开时，却没有能逃过这个袭击。这个健壮、勇敢的躯体，被病魔的长矛刺得千疮百孔，扭曲失形，而在一旁的里厄医生，眼看他淹没在鼠疫的大海里，对此却束手无策，意识到这是“一场决定性的失败”。
正是在这种情况下，当鼠疫结束，城门重新打开，幸存者重逢，庆祝胜利的时候，在里厄看来，“结束”、“胜利”，这些令人宽慰、产生新的期望的字眼后面，有着可疑的含义。这是因为，经过这一场灾难，人的生活、情感、想像，都不再可能简单地恢复到从前的状况，“和平”在这里变成为一种不治的创伤。更重要的是，和“反思”文学的一些描述相反（在那些描述里，在摆脱了侵袭它的黑影之后，“一轮更加明净，也更加佼俏动人的月亮，悬在半天”），这场灾难所提出的问题，并没有随着它的“结束”而自动消失，而是以更加令人不安的方式，继续要求回答：一个人能在鼠疫和生活的赌博中所赢得的全部东西，就是知识和记忆；但是，只是懂得些东西，回忆些东西，却得不到希望的东西，这样的生活就叫“赢了”么？兴高采烈欢庆胜利的人群所看不到的东西，里厄医生却一目了然。他拒绝把他的叙述称为胜利的“证词”，他清楚威胁欢乐的东西始终存在，“鼠疫杆菌永远不死不灭”，它会耐心地潜伏守候，也许有朝一日，再选中某一座城市作为它的攻击目标。这正如书中那个气喘病患者对医生说的，有的人认为经过鼠疫，差点要求授予勋章，“可是鼠疫是怎么回事呢？也不过就是生活罢了”。这里提示了一种差别：在一些人止步的地方，另一些人却继续他们的思考和追问，虽然他们的心将永远不能安宁。
但《鼠疫》并不是在讲述“悲观主义”的合理性。它所举荐的是对于灾难的绝不“屈膝投降”的态度和行动，和人在生活中所能展现的力量。只是，力量不是来自幻想，不是来自“自我”的膨胀，而是来自对事情的困难和复杂的清醒认识，来自对人本身的局限性的深刻意识。这是人类最宝贵的精神魅力，它被鲁迅称作“反抗绝望”，而被北岛表述为“走向冬天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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